肺癌以其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成为了世界级难题，尤其是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的晚期肺癌患者，而靶向药物的出现，以及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给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如何确定靶向药物适用人群，是否需要EGFR突变检测，以及选择何种检测方式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在2015阿斯利康肿瘤论坛上，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程颖教授，就以上问题逐一解答。

　　《肿瘤瞭望》：目前肺癌治疗已进入精准医学时代，请您谈谈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EGFR检测的意义和目的？

　　程颖教授：我们现在谈到的精准医学，在肺癌尤其是肺腺癌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从2003年开始上市，2004年发现与基因突变相关，到2005年发现耐药基因。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整体发展看，即一代、二代、三代TKI的陆续研发和上市；还是从检测方面看，包括组织的检测、血液的检测、敏感突变基因的检测、耐药突变基因的检测，都有巨大的进步。

　　为什么要进行检测呢？目前的临床研究，尤其是吴一龙教授和Tony Mok教授主要完成的IMPRESS研究，非常明确地表明TKI治疗只有突变人群有效，未突变的野生型人群如果用药会有很强的不良反应。所以，只有有靶点的患者使用靶向药物才有效，而想做靶向治疗，首先必须先做EGFR基因突变的检测。

　　《肿瘤瞭望》：尽管中外各大指南明确推荐晚期NSCLC常规进行EGFR检测，但从目前中国临床实践的检测数据看，并不令人满意。请您谈谈EGFR检测的困难？

　　程颖教授： 关于NSCLC的EGFR检测，有研究显示2014年全国送检率为27%。而这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结论，在二、三线城市二级、三级医院，这个比例可能会更低。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医生对EGFR检测的认知不够，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观念，对优势人群，如女性、腺癌、不吸烟患者用此类药物；②检测技术问题，很多基层医院没有相应的检测技术和设备；③检测费用昂贵，这使经济条件差无力承担的患者避而不做。

　　《肿瘤瞭望》：血液检测是肺癌个体化治疗的一大热点。Iressa于2015年2月份获批血液检测适应证。请您谈谈血液检测的可行性、优势和未来前景如何？

　　程颖教授：我们开始对血液检测感兴趣或做研究，是在无法获得组织标本的情况下，很多时候，病变很小没法取到或者患者不接受这样的一项有创操作。所以，最初做血液检测的主要原因是想替代组织活检，在治疗之前获得准确的诊断。但迄今为止，血液检测已不仅仅局限于最初诊断，也应用于后续治疗中对耐药基因的检测或者对治疗的评估。血液检测在肺癌患者的诊疗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血液检测方面，今年的一项关于三代TKI的研究结果显示，血液阳性和组织阳性患者的一致率或敏感性能达到81%，血液或组织单阳性的有效率能达到53%左右。这一发现使我们看到血液在替代或在未来动态监测预测疗效或预测耐药方面可能更有价值。

　　《肿瘤瞭望》：请您介绍一下在东北和华北拟开展的NSCLC EGFR检测临床实践和原因调查项目？

　　程颖教授：目前国内的EGFR检测比例非常低，而且还存在盲目用药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开始了这项回顾性调查性研究。旨在探究临床EGFR检测率低的原因，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在观念、意识、组织标本留取、经济费用、技术支持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逐一解决。

　　如果是不同层级医院间继续教育方面有问题，我们就针对检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培训，以规范化EGFR检测。如果检测技术上存在问题，我们就在区域内设立检测中心，让其将组织标本送至中心进行检测。如果是因为组织标本比较少，我们可以通过病理科和分子检测中心的配合尽量节约组织标本。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及后续的问题解决，我相信在肺癌治疗领域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

　　《肿瘤瞭望》：本届肿瘤论坛以“精准·定义未来”为主题，设置了肺癌分会。请您从肺癌的角度谈一下您对这届论坛的感想？

　　程颖教授：此次论坛上，很多专家都在谈论肺癌精准治疗的问题。我认为非常前沿，而且在很多方面也给我们很多启示。虽然，目前在中国我们能用到的药物只有一代的TKI，但是二代、三代TKI将很快在我国上市，此外，患者还可以通过临床研究得到药物治疗。这届关于肿瘤精准治疗的论坛，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在肺癌领域，使大家对一、二、三代药物的差异和优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在检测方面，通过这样一个会议，除了组织检测外，使大家对血液检测有了新的认识，对分子检测更加重视。